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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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一、徽州、徽商与徽州文书从公元三世纪初开始，安徽省南部先后依次设置新都郡、新安郡和歙州，及至十二世纪前期的北宋宣和三年（年），始将歙州改称徽州，下辖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此后迄至民国元年（年），这一以“徽州”命名的统县政区——徽州府，前后存在的时间长达七百九十一年。如果再算上唐朝大历五年（年）一州（歙州）六县格局的实际形成，前后历时更长达一千一百四十二年。由于一州（府）六县格局的长期稳定，使得徽州在长江中下游的地域版图中自成一体，独具特色。

清代的徽州府（取自王振忠著《乡土中国·徽州》）在明清时代，徽商和晋商是中国实力最为雄厚的两大商帮。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以整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除了经营传统的茶叶、竹木、瓷土、生漆以及“文房四宝”之外，还重点经营盐业、典当、布业和海外贸易等诸多行当，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而且还远至海外的日本、东南亚等地。清代慕悦风雅的扬州盐务总商，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歙县的徽商。对此，徽州文书抄本《杂辑》记载：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经商。吾歙邑有清两淮盐商为我独揽，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千余万，外此八大商皆拥厚资，不下千万。

徽州珍稀文献《杂辑》抄本《杂辑》一书是晚清民国时期有关歙县茶商方氏家族的珍稀文献，内容颇为丰富。其中就提到，棠樾鲍氏家资多达三千余万，这是十八世纪乾嘉时代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

歙县棠樾牌坊群随着徽商财力的如日中天，徽州文化之发展也颇为引人瞩目。在明清时代，大批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他们人数众多且持续不断，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具有重要的影响。迄至今日，徽州仍然遗存有众多的地表人文景观，大批精美的牌坊、宗祠和古民居仍随处可见，这在全国均颇为罕见。公元年，以安徽黟县西递和宏村为代表的“皖南古村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除了地表人文景观外，徽州素称“文献之邦”，当地遗存的传世历史文献特别丰富，方志、族谱、文集以及民间文书等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从历史文献来看，徽州人的商业活动至少可以上溯至南宋时期。十二世纪前期南宋政权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皖南的茶、漆、竹、木等土特产品，便通过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源源不断地输出，此类的贸易及交流，既为徽州积累了早期的商业资本，也培育出初步的契约意识。

及至明清时代，徽州更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这使得皖南一域生产出大量的契约文书。此外，商业之发展也极大地重塑了徽州社会。当时，除了旅外的商业活动，在徽州当地，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亦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此种“契约与理性”，又反过来更强化了徽州人在商业上的竞争能力，这使得黄山白岳之间的这一方水土，成了闻名遐迩的商贾之乡，成为“徽州朝奉”的温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这些反映徽州社会传统规则（或可称为“民事惯例”“民间习惯法”）的乡土史料，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其规则之严密、措辞之细致，可以说是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从地理环境来看，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在历史时期除了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方腊起义和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之兵燹战乱曾给它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之外，历朝历代，此一区域基本上皆远离战乱，这种封闭且相对太平的环境，使得大量的契约文书得以较好地保存。此外，徽州在传统上属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诉讼极为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也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历史时期善书的广泛流行，“敬惜字纸”之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凡此种种，都促成了徽州契约文书的巨量遗存。

这种状况，直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才有所改变。当时，因徽州文书反映的产权关系等大多已时过境迁，这些文书开始大批流向社会。

二、民间传说中的“徽州文书”

最近二十多年，我在皖南做过上百次村落人文地理考察，其间收集到为数可观的徽州文书，其中有一些属于颇为珍稀的文献。与此同时，在田野调查中，我也听到过不少民间故事和传说。其中，在徽州，时常听到的一个传说故事，内容大同小异——

明清时期，甲地有一女子嫁给乙地男子为妻。有一年，女儿回娘家省亲，在娘家住了数天后，想回婆家去了。临行前，女儿向母亲讨要点菜籽，好回婆家种菜。母亲不识字，顺手就将一张地契包了菜籽交给女儿。女儿回到婆家，将包菜籽的纸包交给丈夫，丈夫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张地契，于是，就将这张地契偷偷地藏了起来。第二年春节，女儿和丈夫一起前往娘家拜年，与他们同行的正好有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走到村前，站在一块地上说，这块地是风水宝地，来龙去脉清爽，谁家人死了葬在这里，必定会大发。这个女婿很有心计，到丈母娘家一打听，原来，这正好是包菜籽的地契所对应的那块土地。于是，女婿就暗暗记在心里，想谋夺这块风水宝地。不久，女儿的公公死了，女婿就将自己父亲的棺材抬到这块风水宝地上安葬，娘家看到这种情形，自然不肯。于是，翁婿两家便打起了官司。官司打到县衙门，县官老爷说：“空口无凭，各自拿出证据来！”结果，女婿拿出了地契作为证据，打赢了这场官司，就将父亲的棺材从乙地抬到甲地这块风水宝地上，顺利地安葬下来。乙地婿家葬了这棺风水，果然后代有人做官，兴旺发达起来了……

当然，各地的传说故事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结尾还有一些小插曲，比如说，因女婿心眼不好，生出的儿子没有“屎窟”（屁眼）。或者说是后来遭了报应，棺材被雷电劈了，等等。不过，故事的总体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虽然揆情度理，此一故事并不十分严密，其中也还有一些破绽：因为按照常理，契约上总有当事人的名讳以及花押之类，对此，那位女婿究竟是如何变造以及纂改？在众人的讲述中并没有告诉我们相关的细节。然而，这个故事在徽州各地广为流传，人们也始终深信不疑。它的主要用意显然在于告诉世人，契约文书（地契）对于一个家庭至关重要。有了地契也就有了产权，地契之重要性异乎寻常。所以在徽州，人们在平常要很好地保管自己家的契约，将它深藏不露，并根据自家的条件，做各种各样的防虫处理。祠堂、文会和其他组织的契约，还要放在公匣（也就是专门的盒子或箱子）里，由专人妥善保管。发生战乱时，还要带着这些命根子逃难。

徽州会组织的“公匣”上述的契约，就是一般人（甚至是一些学界同仁）通常所理解的“徽州文书”。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年前后，日本学者中岛乐章曾综合周绍泉先生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为徽州文书下了一个定义：

……所谓徽州文书，原则上指徽州地域残存的或徽州出身者书写的全部史料。其形式上既有一张一张的“散件”，也有装订成册子的“簿册”，内容方面除狭义的契约文书外，也包括诉讼、行政文书和各种账簿类、备忘录、杂记账、日记、书简等，但照原样抄写刊本的抄本并不包括在文书范畴内。另一方面，因内容的关系，诉讼案卷等原文书印刷成册的刊本，也视作文书。族谱的刊本、抄本暂且不作为文书看待，但其中经常有多种文书史料被引用，这种编纂文献引用的原文书，似乎应该被视作广义上的徽州文书。

《敕建中峰祠寺源流并讦告文卷》，清诉讼案卷，刊本一册对此，封越健研究员也认为：“徽州文书包括徽州人在本地形成的官私文书，徽州人在外地形成的文书，及外地人在徽州形成的文书。”上述二者的定义，可以互为补充，也就是说：徽州文书既指历史时期残留在徽州当地，或者由徽州人手写的所有史料，也包括旅外徽人在各地活动形成的相关史料。从内容上看，除了狭义的契约文书之外，徽州文书还包含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或亦称“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案卷等。

从形式上看，既有单张的“散件”，又有装订成册的“簿册”。关于簿册文书，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曾经指出：

（歙州）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

徽州于北宋宣和三年（年）改歙州而置，而欧阳修主要的活动时代是在北宋仁宗年间（-），所以当时还只能称为“歙州”。这一条史料是说——歙州百姓努力学习法律条文，非常喜欢打官司，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些本子，平日里就将他人的言行隐私记录在本子里，到诉讼时就作为证据加以利用。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社会，不过，由此亦可看出，徽州的簿册文书由来已久，只是宋元时代的此类文书，并未能保存至今。

1、宋代以来的徽州文书

一般认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徽州文书是南宋嘉定八年（年）的卖山地契，此件为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抄白。但若论原件，最早的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淳祐二年（年）休宁李思聪的卖田、山赤契。这些指的都是契约，倘若包括其他的档案，根据安徽档案学者的看法，现存最早的徽州档案还要更早。具体说来，就目前已收藏的徽州档案而言，可以分为抄件和原件两种：如果是论抄件，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国南唐保大三年（年）的谕祭抄件；若论原件，则最早年代的档案为黟县档案馆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年）之家祭龙简，距今已有八百二十一年。

年前后出版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收录的南宋契约仅有两件，其中之一就是淳祐二年（年）之卖田、山赤契。近年来，南宋时代的契约文书在民间仍偶有所见，如数年前屯溪某书商就在当地发现了一张咸淳四年（年）的地契（红契）。

年2月，我曾在皖南收集到一份《扬溪板桥凝德酒坊帐务》，该文书的版幅、墨色以及文字书写格式等，均与此前出版的《宋人佚简》所收诸文书极相类似。《宋人佚简》收录的纸背文书为舒州酒务文书，其年代自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年）至隆兴元年（年），而《扬溪板桥凝德酒坊帐务》涉及的地点为徽州绩溪，此件虽无明确纪年，但因与《宋人佚简》在形式上完全相同，故其年代应属相近。只是此件之来历以及传承脉络目前尚不清楚，所以不敢擅断，聊记于此待考。

《扬溪板桥凝德酒坊帐务》（局部）宋元时代的徽州文书，除了保存下来的契约散件之外，在一些誊契簿、族谱、家族文献中也颇有所见。例如，最近我在续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陆续读到一些新的资料。在新见的婺源《鱼充山文墨》抄本中，见到淳熙七年（年）、庆元三年（年）的契约，这些，较现存最早的卖山地契在年代上都要早一些。又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婺源沱川余氏族谱》”（该书其实并非“族谱”，而是家族文献抄本）中，收录有南宋咸淳七年（年）的《千九上舍公兄弟关帐序》，这是目前所见徽州最早的一份南宋分家书。再如，《歙县项氏族谱》有淳熙十一年（年）的《推官淳熙甲辰登科拜坟祝文》，其拜坟祝文与明代中叶以后相对定型之“徽礼”中的文本颇多差别。此外，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高岭祖茔渊源录》抄本中，也抄录了一些宋元时代的契约。另据阿风、张国旺教授的研究，《珰溪金氏族谱》中载有多件宋元时期的公文书，对于研究家族变迁、公文制度及相关史事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千九上舍公兄弟关帐序》，见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婺源沱川余氏族谱》”。至于现存徽州文书年代的下限，根据近年来的诸多发现，年以后仍有不少反映当时社会变动的文书，因其格式基本上与明清时代的徽州文书一脉相承，故仍可列入“徽州文书”的范畴。综上所述，现存的徽州文书时间跨度长达八百年，倘若加上其他的档案则长达千年，故称“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并非夸大其辞。这些文书，是研究十二世纪至二十世纪——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

2、海内外徽州文书的收藏状况

徽州文书主要是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档案，它们原先除了珍藏在私人手中之外，还有的是保存于宗祠、文会以及各种会组织的管理者手中。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文书档案逐渐散落出来。其中，最早引起世人注意的大概是书画、尺牍以及那些与艺术史研究相关的抄本。目前所知从徽州外流最早的文书，就是现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这批信函于日本明治时期（当清光绪年间）以前就已流入日本——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之外流。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收藏者应当是将之视作艺术品，亦即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去认识这批徽州文书。

陈智超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在徽州，最早认识到民间文献重要性的是著名画家、歙县潭渡人黄宾虹。清末民初，他和书画收藏家邓实一起，编辑出版了四十辑的《美术丛书》，其中，就收录了一些民间抄本，如太平天国前后潭渡人黄崇惺之《草心楼读画集》，这是研究明清时代徽州艺术史的重要史料。而与黄氏过从甚密的许承尧，更因主编民国《歙县志》和辑录《歙事闲谭》等，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徽州（尤其是歙县）的历史文献。从安徽博物院收藏的《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来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仅黟县一地，就有大批珍贵的徽州文献为许承尧所购藏。

《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安徽博物院收藏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徽州的一些旧藏已流散到杭州、南京等城市。抗日战争结束之初，当时的首都南京就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书，历史学家方豪收集了其中的部分文书，并于年至年间撰写了十数篇论文，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上，这是目前我们所知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第一次收集。除了方豪之外，-年，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前身）的梁方仲，也购入了契券、票据和簿记等史料三百零六件，其中绝大多数为徽州文书。

年以后，徽州书画古董继续流入北京、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而在徽州当地，屯溪是古玩中心，当地也有一些书籍字画的买卖活动。

年代的焚烧“变天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值中国的土改时期，在徽州各地都抄出成批的古籍，这些古籍通常被用来烧火、造纸、制作鞭炮或包装农产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通过书商韩世保了解到相关情况，马上就在各种场合，呼吁主管单位要从废纸中抢救文献资料。年，书商余庭光前往徽州祁门县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寻觅古籍，意外购得整整三十只麻布袋的徽州文书。这批原始的徽州文书，通过《屯溪古籍书店契约目录》之介绍，流向全国各地，引起学术界的极大轰动。此后，徽州文书被不少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其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等，成为此后徽州文书收藏的主要单位。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发现。

—年屯溪古籍书店《古籍书目》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结束。此后，这批资料静静地躺在国内的各大收藏机构中，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